年輕時的李超士
我們似乎是不習慣單獨走路的。在我們長久以來形成的集體意識里，如果哪個個人沒有歸屬于某個團體，沒有和某類人群擠在一起，沒有做與他們一樣的事，被遺棄的恐懼，就要把人吞噬。這種特質，有可能是我們這個民族，從根本上認為個人的力量微乎其微，相信要靠群體智慧才能各取所需。也有可能是我們東方人，在智性上更多地擁有混沌意識，不善像西方人那樣用理性去解剖世界、管理世界。混沌是我們需要的，靜默是我們持守的，群體是我們歸屬的，這一切養成了我們長久的習慣，使我們往往憚于單獨行事與思索了。然而，萬一有個人，他只尊重自己內心的需要，不從屬于別人，只做了自己想做的事，他的命運，在我們的混沌世界里，會是個什么樣的可能呢。每當提及民國美術史，在那些耳熟能詳的李鐵夫、李叔同、馮鋼百、周碧初等一眾最早留學歐美的老一代油畫家中，總會若隱若現地出現一個人的名字，李超士。這個名字，既沒有李叔同或李鐵夫那么響亮，也沒有潘玉良或常玉那么立體。時不時地，還會將他與另一位叫李毅士、那位最早留學英國并獲美術與物理雙學位的紳士，錯認為是同一個人。有關他的生平，記錄寥寥，要查找每條線索，都如在沙子里刨金。尤為令人遺憾的是，在一些基本的史實里，他的出生之地都是錯的。而在二十世紀中國美術史的專著里，他六十年代的油畫，也被錯認為是改革開放后的新潮美術作品，而作了別的解讀。這些謬誤，或是人們疏忽大意所致，或是難于花精力去逐一核實。如果對此不加以認真的清證，它對我們去了解這位美術家會形成障礙，對一位曾經耀亮民國美術史的人也不夠公平。當然這位畫家最值得書寫之處，是他曾去法國留學，師承印象派大師德加，學回來一手絕妙的色粉畫。在他之前，沒有中國人學過這門特殊的畫種，在他之后，不少人也做過不懈的努力，但就其水準，至今未見一人得過他的精髓，到過他的高度。
李超士（1893-1971）并不如有些人認為的那樣是杭州人，從梅州地方志、山東省年鑒以及北京畫院的研究資料里，都準確寫明了他是廣東梅縣人，與美術教育大家林風眠、評論家林文錚、雕塑家李金發均為同鄉。他只是少年時曾隨兄長在杭州居住過，青年時代亦在國立杭州藝專長年執教，才將他誤以為是杭州人。從李超士僅存的一兩張照片看來，年輕時的他面目清秀，其五官與輪廓，很具廣東人的特征，眼窩深深的，顴骨高高的，眉頭隆起，與長得很“廣東”的另一位畫家朱沅芷神韻近似。不同的是李超士額頭飽滿，鼻梁挺直，嘴唇秀氣優美，外加彬彬有禮的整潔衣著，那讓他的面目頓時有了不凡的氣相，溢著一股才子氣、書卷氣。就是他年老后的樣子，眉宇間雖然蓄了“歷滄桑、意難平”之深意，但嘴角與眼神，還是透著他的溫文與教養。李超士少年時的家庭，不僅較為富裕，對新文化與新思想也有很超前的覺悟。他的父親李習初既是位著名商人，又是辛亥革命的支持者。緣于此，他的兄長李駿曾任職孫中山的秘書，也帶著李超士參加過辛亥革命，并最終支持弟弟出國勤工儉學，學技藝、長見識。從這一點來說，李超士頗為模糊的家庭背景，有了一個較為清晰的大輪廓。1911年辛亥革命勝利后，李超士得首批公費，出國專攻美術。從他獲得舉家支持這一點上看來，幼年時的李超士，必然在繪畫上顯示過他非同尋常的天賦。果然，印證這一點并不困難。許多資料都描述過幼時的李超士在家就已習繪過《芥子園畫譜》。少年時去上海南洋中學讀書，其繪畫成績也最為優異，常得老師的賞識與贊嘆。他與另外兩位畫家吳法鼎與方君璧，是中國最早留學法國、見識西歐文化的三位君子。略有不同的是，李超士先是去了英國學音樂與美術，一年后轉到巴黎色爾曼圖畫學校專攻繪畫，再過一年，才順利考入了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。
能考入巴黎國立高等美術學院的人，本事往往了得。李超士自然屬于這了得的人。到了這里，一個有趣的懸念便出來了。就我們所知，李超士是因他妙不可言的色粉畫為今天的我們所熟悉，可是，他是基于什么原因選擇了這樣一個畫種？ 是一開始就對它情有獨鐘，還是在進入印象派畫家埃德加•德加（1834-1917）的私人工作室后，才對它生發出濃烈的興趣？原來李超士能躋身于德加工作室做一名學生，仍然得益于他的長兄李駿的扶持。那時的李駿是中華民國駐法總領事，李超士不僅有機會進入德加畫室深造，也有較多機會游歷歐洲各國，看盡各地的博物館與人文風光。色粉畫在19世紀前的法國很是風靡，而印象派的德加在色粉畫上的天才發揮，將這個畫種的價值推到了極致。對色彩擁有敏銳感受力的李超士來說，能直接進入德加畫室，得大師親自指點，他不珍惜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才叫可惜呢。更因那時的老德加已處于生命的暮年，一肚子的真知灼見，他只消在學生的畫紙前站一站，輕言一兩句，示范一兩下，有悟性的人，自然會醍醐灌頂而得真諦了。當然，老師再好，學生要是不刻苦練習，所有的技法也只能是紙上談兵。李超士懂得這個道理，他的刻苦也是罕見的。那時的巴黎繁華，不是內亂紛紛的中國人民可以想像，但學校外的這些誘惑，對一個參加過中國革命、懷抱理想的新青年，似乎也不擁有足夠的魔力。李超士的時間，幾乎全是在畫室里度過的。事實上，李超士一輩子對繪畫的熱愛，基本上都是處于這樣的癡狂狀態。留歐的九年時間，受過了高等美院的嚴格訓練與德加工作室的貼心小灶，李超士在藝術思想、素描、油畫與色粉畫的技藝上，有了扎扎實實的功底。更因他的優異成績，他不止一次獲得過學院頒發的美術金質獎章。
1919年，民國八年，二十六歲的李超士學業圓滿，畢業回國了。這位文質彬彬、一身才藝的廣東青年，回到自己朝思暮想的祖國后，將要做點什么呢。或許他的心里，就只是存了一個念想，要將自己學到的本事，把懷里揣回來的那顆色粉畫的種子，播種到腳下的土壤里，讓它結出一株聞所未聞的花兒。他沒有擔心過自己會英雄無用武之地。事實上，李超士的腳才踏上中國不久，劉海粟所主持的上海美術專門學校，就熱乎乎地把他聘走了。而那一年，比李超士小七歲的林風眠，與小他二歲的徐悲鴻，這兩位后來的杭州國立藝專校長與北平藝專教授，才剛剛啟程去法國讀書呢。李超士的粉畫課在學校一開，教室就擁進來大群嘰嘰喳喳、活力四射的男孩子女孩兒，我們后來熟悉的中國動畫片創始人之一的萬氏兄弟中的萬古蟾、建筑學教授許士騏、美院教授倪貽德、水彩畫家潘思同，及聞名世界的畫家潘玉良等，全在其中，而這些學生后來的粉畫水平也都十分顯著。事實上，當時上海美專的全校學生，幾乎都跟李超士學過色粉畫，那是怎樣一番熱氣騰騰的景象啊。李超士在上海美專執教了六年，這六年已為粉畫在中國的傳播，開辟出了第一個大大的花園。而學生們對粉畫的好奇與熱愛也不亞于老師，成績突出的幾位學生，還成立了一個粉畫會，每年都拿出自己的作品共同舉辦展覽。更有學生陳秋草、方雪鴣、潘思同等幾位，還創辦過一個白鵝繪畫研究所，專門傳授粉畫技術。我們所熟知的顏文樑，雖然并沒有直接受教過李超士，但當他看到李超士展出的粉畫后，不禁大為傾心，竟勤奮自學粉畫，創作了不少的作品，其中一幅好看得不得了的《廚房》，在顏文樑留學巴黎后，曾獲法國政府頒發的繪畫大獎。一石激起千層浪，李超士該有多得意呢。不過，這些對性情含蓄的他，大概算不得什么，他深知粉畫在歐洲有幾百年的悠久歷史，而今所做，無非才剛開了個小頭，積了薄薄一層底子，往下要做的事，多著呢。
1925年年底，深受蔡元培賞識的年輕才俊林風眠也學成回國，被推薦聘用為國立北平藝專的校長。據說師生們曾舉著“歡迎林校長回國”的大幅標語，去碼頭隆重迎接林風眠。而林風眠不知人們接的是他，還憨憨地向上來相問的人說：我是林風眠，但不是林校長。李超士當然并不在這些歡迎的人群里，但他與這位梅縣同鄉的緣分，倒比跟劉海粟的還深長。因為緊跟而來的次年，他即受命于林風眠的聘請，赴北平藝專任教三年，三年后再跟林風眠、林文錚一起，南下杭州創建了杭州藝專，并在此所學校任職了二十三年。人生中精力最為充沛、思想最為活躍的青壯年時期，都是在這所學校度過的。
這個時期，林風眠既是藝術運動的引領者，又是具有開拓精神的教育工作者，更是獨具風格的藝術家，其名聲與影響，與在南京中央大學及北平藝術專科學校任校長的徐悲鴻不相伯仲，但先鋒精神更銳利、更前衛。李超士一路樸素穩重地跟隨著林風眠，發起“藝術運動社”，創建“李超士畫室”，還與林風眠分擔一些管理工作上的事。緊要時刻，如學校抗戰時期退到大后方重慶后，還做過一年北平藝專與杭州藝專合并后的代理校長。此段時期，中日戰爭成為所有中國人民心口上的一道深深傷疤，也是藝術學院的師生們沒有避過的巨大災難。為避戰火，他們把書籍裝箱，畫紙卷起，筆墨收好，隨學校各處遷徙，在顛沛流離中苦熬了八年，最終等來了日本的投降。殘酷的戰爭使藝術隊伍里損失過一些大將，如與李超士同歲的上海畫家陳抱一，就病逝于戰爭結束的當年，沒有聽到日本天皇裕仁宣讀的投降詔書。李超士是活過來了，可是他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毀壞，太多早年的素描、油畫與色粉畫亦在戰爭中散失。戰后他與同學們一起回到了久別的西子湖畔，照常開學，照常上課，可惜，受損的身體明顯成了他未盡事業的絆腳石。新中國成立后，政府曾一度想請他出面擔任藝專的領導職務，僅僅是因為身體不能勝任，他只能婉拒了。
這里，出來一個不易覺察的伏筆：那林風眠校長去了哪里呢？原來那一段時期，對林風眠也頗為動蕩。因他長期以來在藝術觀念上的勇于嘗試，他的太多想法不被理解，也受冷落。更因人事紛爭，所以他一會兒隱居畫畫，一會兒出山授課；一會兒辭去職務，一會兒又返聘回學校。在1952年學校改為中央美院華東分院后——這所美院原本與杭州藝專在藝術觀念與美學思想上甚有距離，他終于徹底辭職，回家潛心研究繪畫，與自己創辦的學校從此告了別。這種動蕩的局面與人心的不安，潛意識地影響著親近林風眠的人。至少，有兩個人的去留，一個蘇天賜，一個李超士，都因林風眠的不在而改寫了自己的人生軌跡，先后離開了這所他們創建并傾注了滿腔心血的學校。人們都說，李超士從五十年代始任職山東師范學院美術系教授，完全是因要到山東養病。但其實，如果杭州藝專一直是林風眠主持大局，李超士想來不至離開，那是多少年同甘共苦的默契與相互扶持。可見身體有恙是事實，學校物是人非才是他起念離開的真正原因。當然，沒有去其它地方而去了山東，是因李超士的妻子是山東人，他們私下做的可能是落葉歸根、回家養老的打算。1950年，李超士與早年留學比利時皇家美術學院、也是杭州藝專教務長的戴秉心，共赴山東師范學院，出任了這所學院的美術系教授。山東地處中國東部沿海，其時的藝術氛圍與人文環境，自然無法與杭州這樣一個被譽為“人間天堂”的古都相比。而師范學校里的美術系才剛創建，新美術土壤的貧瘠是可以想像的。忽然迎來李超士與戴秉心這兩位早年留歐的美術大將，山東美術界真是驚喜莫名，對李超士與戴秉心表達了極大的歡迎與看重，戴秉心被任命為美術系主任，李超士則專開了粉畫課，任主講教授。執教八年后，李超士還被選為了山東美協主席。美協主席是褒獎李超士為山東美術所做的貢獻，它是虛名，但這個虛名至少說明了社會對他的肯定態度。隨著一波接一波政治運動的展開，到文革的越演越烈，這個虛名很快也消失了。
李超士在山東活過了生命的最后二十年，他是如何活的，集體幾乎失語，也沒有太多文字記載。只有散落在各處的一些零星碎片，可慢慢拼湊出他的模樣，拼湊出國家對這個人的態度與立場。五六十年代的文藝背景，早已不是民國美術家們自說自話、自創學校、自由育人的那個環境了。從林風眠棄大陸而居香港終老，到學生趙無極、潘玉良不敢回國，再到同行戴秉心晚年的貧病交加，由這些人的遭遇里，都可嗅到政治殺人的殘酷氣息，推測出李超士的大致命運。六十年代初，對知識分子的清算還沒有全面啟動時，從山師美術系獨立出來成為山東藝術專科學校的藝專，還返聘過退休的李超士回校任教，為他舉辦畫展。山東美術出版社也為他出版過一冊薄薄的《李超士粉畫集》，內放25幅粉畫作品。文革開始前夕，美協還為李超士舉辦過一次粉畫展，自此，李超士的粉畫與他雄心勃勃的色粉畫事業，就此漸漸沉寂于歷史，不再為后人所知曉。曾跟李超士學過粉畫的一名叫孫文松的學生，這樣回憶過李超士晚年的處境：到文革的時候，我們就不敢跟他接觸了。“不敢”之意，那自然是指他被孤立、被批斗、被指控過罪名了。學生疏離了他，大環境拋棄了他，不要說粉畫難以為繼，羸弱的性命是否可保，也成為未知數。事實是，上世紀五十年代之后，前蘇聯美術模式已經一統天下，政治美術獨占鰲頭，本來就很弱小的粉彩畫，其存在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了。李超士的孤獨心境，萬語千言難述。以他沉靜的性格，他也不會述。或是，即使述了，他知道也沒有人會聽得見。他離開這個世界時，連時間都要多增他一份孤單。他走在1971年的最后一天，沒有聽到第二天元旦響起的鞭炮聲。
李超士遺留下來的色粉畫極少，至今估計不會超過百幅，且大多都是五六十年代左右所繪的小幅作品。留法時期與早年回國的粉畫或油畫等，均于戰爭中毀損與佚失殆盡。要從他余下來的有限作品里研究他藝術思想的發展與脈絡，是一件殊為不易的事。為什么他后期的作品留下來也這么少呢？原來除了國家在政治美術上的一花獨放，另一個原因是，自1949年后，中國就停止了生產粉畫顏料，也因國門關閉而停止了進口粉畫顏料，這樣李超士的色粉畫就成了無米之炊。我們今天有幸看到的他的一些作品，那是他用珍藏多年的、從法國帶回來或早年余下的專用紙與顏料筆所繪。因紙與筆珍貴，他的作品尺寸一般都不超半米。但僅就這些作品，李超士粉畫的獨特性，我們已然看到了。他真無愧于是德加的嫡傳弟子：筆觸歷歷，在輕重緩急之間自如游走。色蘊高貴，在濃淡厚薄之間任意落筆。無論花朵靜物還是人物景致，都如沐浴于月光下，泛著一層令人驚嘆的柔和光芒。李超士畫得最多的，是花卉。因為姹紫嫣紅的花，最合適粉筆色差細致的特質。須知好的色粉筆，一個顏色之間的色差就有幾十上百種，而下筆時前一個顏色不會被后一個顏色所覆蓋，線條也不會模糊一團，這也說明了色粉畫為什么看上去總是那么飽滿、富饒，花朵呈現出一種如受微風吹拂，始終搖曳不止的柔美狀態。政治題材他也畫過，不過少到幾近忽略不計。顯然，這位當初在歐洲接受過高等文明教育、有過充分見識的人，對文革美術語言中所呈現的暴力，有他自己的想法與態度。他執意只畫花花草草，是要把自己的美學觀和對現世的冷眼態度展現出來。后人是否能從他的畫中領略到這些潛藏的深刻用意，他并不費思量，畢竟尊重自己的感受，是他唯一可做的事。中國國家美術館曾收藏過李超士包括《大明湖之秋》、《南瓜豐收》在內的六幅作品。作為國家的一級美術機構，他們還是懂得這些作品的意義，沒有如政治待人那樣，視人才如無物。這使我們的心，可稍稍為李超士，感到一分的安慰。
李超士的粉畫，那種味道之醇正，姿態之沉著，艷與雅之間的顧盼和諧，唯有大氣二字可作形容。盡管他教授了那么多學生，學生們也傾力努力過，可奇怪地，中國至今還有一個色粉畫家曾達到過他這樣的高度，或越過他的水準。色粉畫有一種“浮”性，如果拿捏欠佳，稍不小心，艷俗感覺就會粉墨登場，讓人想起光亮甜膩的上海月份牌——這原也是中國民間慢慢衍生出來的特色粉彩畫的一種。而李超士的筆，特別“沉”得住，輕盈卻不飄。明明是那樣艷麗的色澤，卻顯現出一種謙虛、含蓄、優雅的本質。也難怪他當初留學回國，抱著那樣大的理想，自認可將色粉畫這株奇葩，播種在中國的土壤里。他是很謙虛地自信著呢。但時代沒有成全他，中國的特殊語境沒有成全他。世界上哪里會再有一個國家像我們這樣，視君子為劣種，視才華如敝屣，視有見識者為反動派，視有思想者為大仇敵呢。如果時勢不是這么不濟，造化不是如此弄人，粉彩畫在中國，一定不會像今天這樣，前不見先人，后難見來者。意大利有個與李超士幾乎同齡的畫家喬治•莫蘭迪（Giorgio Morandi），安安靜靜地呆在自己的家里畫畫，一生只畫瓶瓶罐罐，世界卻慢慢知道他，景仰他，視他為人類藝術的智慧典范。中國的李超士安安靜靜地呆在自己的家里畫畫，一生只畫他喜歡的花花朵朵，人們卻越來越輕看他，遺忘他，在他離世后的不過二三十年時間里，連他執教過的學校的老師，都沒有聽聞過他的名字。要怎么才能講得清楚，一個國家擁有的文化肚量，它對千差萬別的人才的容納與扶持，其實最得益的是國家本身，而不僅僅是關乎個人。李超士的寂寥與“不在”，不是他個人的不幸，是這個國家的不幸。好在，時代在改變，世界在打開，沉睡者在覺醒。李超士的藝術與價值，他默默做過的那些事情，正在漸漸浮出水面。也正因他是色粉畫的先驅，是藝術的鋪路石，我們才務必要重提他，不忘懷他，敬重他，為他也為我們，好好保留下這份寶貴的、獨一無二的藝術文獻。
關鍵詞：李超士 藝術 粉畫 傳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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